【多维新闻】1959年9月，身为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的父亲李锐，从庐山下来后，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1年11月，在好友田家英的救助下，父亲回到北京，得免葬身北大荒之灭顶之灾。一周后父母离婚。两年后，在京没有等到甄别、启用的父亲，又被流放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开始，我和父亲还偶有通信。后来为了争取入团，便和父亲划清了界限，不再联系。 1967年，文化大革命仍在高潮之中。北京的中学都派驻了军宣队，有一段时间学生集体住在教室，由军人对学生实施军训和领导学校教育革命。5月的一天，从学校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大别山到北京取仍存放在我们住所北屋东西的父亲。那时父母离婚已经6年，我没有见到他也已经3年多了。我在《长长短短谈父亲》一文中记述了那次与父亲的见面(注1)。此后十二年，父亲似乎从人间蒸发掉了，全无消息。但是，他的阴影从未离开过我须臾。我冲啊，撞啊，拼命地干啊，干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干不过我。可我始终挣扎不出那个巨大的、无边无际地罩在头顶的黑影。我曾经被车间的师傅们推荐过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可是报到厂里，领导一句话：“这样出身的人，怎么可以考虑？！”就被刷了下来。在得知上大学梦想破灭的那一晚，我沿着塬底（注2）转啊，转啊，感到一种彻透心肺的绝望：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让我有了这样一个父亲！

1963年11月23日李锐和三个孩子的合影，儿子范苗和爸爸平站，南央和么么都垫高了。（溪流出版社供稿）

很多与我同时代的人，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就开始有所警醒。我要晚得多。直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才彻底觉悟，想到：莫非父亲早就看出毛泽东的错误？由此萌生出要寻找父亲寻求答案的强烈愿望。但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我只能思考而不敢贸然行动。1978年3月12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天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附有一张照片，我的父亲就站在总理的身后。虽然只露出半个脸，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一瞬间我几乎要窒息了。我将照片指给悌忠看，那种激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决定开始行动。 我一直想把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写出来，写我如何寻找到大姑姑李琬华，如何见到父亲；写我如何进京见到胡耀邦，如何再次进京同二姑姑李英华一起叩开一个又一个高官的家门；写父亲的平反过程如何一波三折，直至终见天日。却一直苦于不知如何下笔才能翔实地写好。时光渐渐远去，当时的许多情节越来越模糊了。但是我们一家人在那一年心怀希冀，如履薄冰、如临深壑，一路战战兢兢走过的日日夜夜的心历路程却从未从记忆中逝去。那时中国大陆有过千千万万个同我们一样的家庭和个人，浩劫之后，等待阳光照进自己的生活，那充满泪水和期盼，情感大跌大起的难熬时光是大家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