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来稿／自从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汉语作家就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进行写作。同时，中国在海外的离散族群也在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中不断扩张[1]，汉语写作因而也必然成为国际化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视野上来看旅美作家冰凌的幽默小说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对于“旅美作家”而言，冰凌有些特别：他在旅居美国之前已是国内写作圈颇有名气了[2]，与那些由于移民而产生的“文化休克”、进而发展为“文化自觉”的汉语写作者不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文学创作与其他的人类生存技能一样是需要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学习、训练而获得的。我们并不因为强调了作家后天习得的重要作用就忽略了对作家个人才能与秉性的重视。在此，只是强调每个作家文化资源或者说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于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汉语作家的写作资源来看，写实主义是最重要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既有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包括了从国外译介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学传统。从冰凌的小说创作中，我们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影响。 冰凌的小说大多是写实性的，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人性”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的独特表现。冰凌小说创作的写实首先体现在其小说的时代性上，这种时代性是历史过程在某一时空的独特形态，也就是冰凌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个世纪60－90年代；空间就是中国大陆。冰凌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生人。60－70年代正是他们这一代人“阳光灿烂”以及在“广阔天地”的日子[3]；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回城”、成家立业，感受着在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里“家”与“业”的微妙关系。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加入了“洋插队”的行列，到异国他乡开创另一番事业。冰凌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洋插队”的一员。这一代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绝妙的故事，他们的人生之途在一种不断被否定、被轰毁的过程中坚守。而且，由于这几十年间社会价值的急剧变动，语言作为价值的直接表达形态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不同的语言形态里，表现着人性的变化。冰凌小说的时代性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表现在对特定时代的特定语言的“戏拟”之中。冰凌在“回忆”的写作过程中，作为那一代人的精神代言者，本该有很多的怨气与诉求的，这种“怨气与诉求”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控诉型的、反思型的，也可以如冰凌的写作策略－“戏拟”，在写作时努力做到“客观”：按照当时的价值标准来组织语言，给读者“保留”一份那个时代的时代性。特别是记载文革时期与上山下乡时期的作品。如记载文革期间中学生生活的《往事》（1988年）[4]、《成书豪》（1992年）[5]、《婚夜》（1997年）[6]就是这样的短篇。反映文革对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伤害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出现了若干的模式与经典，冰凌作为新时期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如何避免相同题材上写作的固定模式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在新时期的“反思文学”里，刘心武的《班主任》无疑的是一个里程碑，刘心武的《班主任》从教师的视野来写那个时代中学生的“荒唐”，从反思的角度来写，批判的氛围弥漫在字里行间。同时，卢新华的《伤痕》又建立起另一种新时期文学的模本，《伤痕》中语言的满是“控诉”。冰凌的同题材创作必须“如何写”上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于是，读者看到在叙述角度上，冰凌的小说在学生的视角里展开，且使用第一人称的、符合当事人判断的叙述方式。这种写法更有利于营造“客观”的“现场感”。《往事》讲的是文革期间，某中学按照“五七指示”[7]开门办学，带领高一学生参观畜牧场对母牛进行人工授精的事。小说的叙事语言一开篇就力图“模仿”当时的价值：“我们高一连级是历年六好连段，挖防空壕备战、开展大批判、上北峰分校劳动、到校开工厂学工等等，样样打先锋。